版权衍生的价值远大于版权的价值

版权的价值在于衍生其他价值

不过，数字技术等对知识产权等的冲击并非完全负面。近年来，大量网络歌手走红坊间，诸多青年才俊借助网络提高知名度，增厚了著作权人的经济衍生价值，并衍生出广告、商业演唱会等经济利益，甚至这些经济衍生价值本身也是有待发掘的新商业资源。因此，当前保护知识产权的公权面临的执法难，传统版权主导模式遭遇的重创，本质上是新技术革命对监管和著作权传统版税模式的革新。

首先，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当前以版权主导的传统盈利模式几乎遭遇到颠覆性挑战，如音像行业几乎在互联网免费下载的冲击下，面临极度萎缩之命运。而音像等在首次出版后的3个月内无法成功，并非源自时间太短，而其缘由无外乎是作品要么无法适应市场需求，要么是原创作品的资源错配，即作品没有找到合适的原唱等，以彰显作品本身价值。如歌曲《春天里》的成功，既有原唱汪峰的贡献，也有旭日阳刚的努力。无需遮掩，著作权人对翻唱者等在3个月后不经允许使用之质疑，本质上是著作商业成功后的利益分配之争。3个月后翻唱者可使用类似于资产重组。因此，该法需规范的是，如何降低著作权人与翻唱者的交易成本，拓宽双方的自由合作空间，以实现双赢。

其次，网站不承担与著作权等有关的信息审查义务之规定，并无不妥。审查和认定他人涉嫌专利侵权属于公权执法范畴，赋予私人部门审查用户涉嫌侵权之责任，无异于私器公用。同时，当前数字技术下的网络涉嫌侵权，给公权执法部门带来难题：即规范涉嫌侵权行为有助于保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但其执行成本确高不可攀。

我们认为，数字化技术是一场带有创造性破坏的革新，使数字化商品的生产和交易边际收益出现递增效应，数字化技术使克里斯·安德森的免费时代成为可能。这里所谓的免费只是消费支付的转移，即受众无需直接花钱购买，而是支付其的关注、个人信息和商品评价等就可消费数字化商品（受众的关注成为了有效的商业资源和支付工具），因为受众的个人信息可称为出售给其他企业的有价值信息，而获得个人信息的公司为消费埋单。而这些通过加工的精细化客户资源，出售给非虚拟物品的广告商和其他企业，将使广告得以更准确地传导给目标消费者，避免了告知式广告轰炸的高成本，从而提高了广告的投入产出值；同时数字化技术也使各种生产商能及时捕获消费者诉求，使标准化生产与个性化诉求有效结合，降低商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等交易成本。可见，版权的最大商业价值是衍生其他价值，而不仅仅是版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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