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著作的选题策划与版权贸易

中国的大学出版社（这里指在中国大陆的大学出版社）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1899年成立的南洋公学译书院仅存在4年就停办了，随后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前身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和编书处成立，1917年北京大学设立出版处。他们都翻译和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图书。从1949年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仅有所谓的“一个半”大学出版社：其中的“一个”是指1955年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停办；而“半个”是指1957年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从成立到停办仅有1年多的时间。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恢复，1980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恢复，从1979年起又建立了更多的大学出版社，到1986年年底全国共有73所大学拥有出版社，这些学校有综合类的大学，也有以人文、哲学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还有理工农医、师范等类的高校，也覆盖到了几乎所有的主要地区，大部分的大学出版社都是在这几年成立的。根据最新的统计数字，截至2007年年底，国内共有大学出版社105家，占全国出版社总数587家的17.9%；2006年度，大学出版社出书总品种为50473种，出版总码洋达到120亿元，总资产为76.7亿元，大学出版社不仅经济效益大幅度提升，社会影响也在不断扩大，成为国内出版业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1］

一、学术著作的出版是大学出版社的重要特色

各个出版社由于不同的条件和原因出版路线差别很大，但对于大学出版社而言，学术著作应该是重点出版内容之一。可以说，一个大学出版社如果放弃了学术图书的出版，就不能称为一个真正的大学出版社。有专家指出：大学出版社的生存之根、价值之源，就是它的学术出版。大学出版社存在的价值不在于它的码洋多少，也不在于它的规模大小，而在于它对学术的贡献有多大，这是大学出版社和其他出版社的区别所在。有的专家还撰书立说，阐述学术出版对于大学出版社的重要性。［2］

大学出版社的学术出版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大学出版社背靠学术资源集中之地和人才荟萃之地。每年每天发生的大量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大学进行，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已取决于其大学系统的学术生产力和学术创新能力；大学聚集了社会的大部分精英和人才，特别是学术研究方面的人才。在中国如此，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在全球范围内，学术人力资源的供应被列为关系到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战略问题。据统计，世界顶尖学术刊物《自然》和《科学》杂志上，论文的第一作者有2/3来自大学；3/4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大学教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中，80%就职于高校。大学为学术出版提供了充足的“源头活水”。

第二，随着经济和文化进步，大学不仅成为学术活动的中心，也成为国际交往的重要平台。从学术角度考察，大学正打破国界，人员交往极为频繁。截至2006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106.7万人，成为世界上在国外上大学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留学生占全球总数的14%；来华留学人员累计已达30多万人，每年有1.5万名外国文教专家受聘于中国。有专家预计，今后15至20年内，中国有希望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国际学术中心。大学教育的全球视野、尊重差异的开放心态、国际化的标准，可以提升学术出版的境界。

二、学术著作选题策划和版权贸易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学术著作的出版对于大学出版社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何做好学术著作的出版也是每个大学出版社都面临的重要问题。做好学术著作的出版，要把握好一系列重要的环节，例如制定选题规划、找好作者等等。此外，版权贸易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1.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学术著作出版的地域观念正在逐步淡化

通常，评价一个大学的好坏，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看这个学校有多少知名的教授，有多少领先于其他学校的学科。同样，人们评价一个大学出版社的水平，也把其所在的学校作为一个重要参照物。如果说现在看一个大学水平的高低，依然沿用原来的评判标准还可以说得过去，那么以大学水平的高低作为判断其所属出版社学术水平高低的依据，则是不全面的。核心的评价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作者水平的高低。

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至90年代前半期，大部分大学出版社的作者队伍在校内，出版社的首要任务是出版本校所需要的教材，其次则是为本校的教师出版学术成果。当时出版的学术著作数量很少，更不要说出版海内外知名学者的学术著作了。到了90年代后半期，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首先是中国加入了《世界版权公约》和《伯尔尼公约》，寻求海外作者有了可能。其次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通讯技术，可以在瞬间把信息传遍世界上的任意一个角落，沟通的范围无限扩大。另外，国际、地区之间的交往也日益频繁。这些因素都促进了学术著作的地域观念逐渐淡化。可以这样断言，在21世纪，如果一个大学出版社所出版的学术著作还仅仅局限于一个学校、一个地区、一个国家，那么就不可能反映出这个学科的学术最高水平和多样性，这样的出版社也不会是一个优秀的学术出版社。科学技术的发展，学术人员交往的频繁，为学术著作的版权贸易提供了可能。

2.学术著作作者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为版权贸易提供了必要条件

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其水平应该是标志性的，应该反映本学科领域的最高水平。但由于历史原因，各个大学、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学术水平是不一致的，发展是不均衡的。以经济学科为例，从经济理论到实践，美国就比较领先，如果要出版当代顶尖级的经济学科的学术著作，不可能离开美国的作者；而在职业培训的理论方面，德国则比较先进。正因为作者资源的这种不均衡分布，促使欧美出版社之间的版权贸易非常活跃，这也使得一些著名的出版社积累了国际范围内的作者资源。例如美国的Norton出版公司，就有一大批社会公认的优秀的学术著作作者，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他撰写了《经济学》一书，其理论举世公认。另外还有很多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的学术著作也是这家出版社出版的。再比如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劳特里奇出版公司，都以出版高水平的学术著作见长，成为学术出版的标志。因此，要让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读者能够了解到该领域的最高学术成果，必须依靠版权贸易。

3.学术著作选题策划与版权贸易的互动关系

学术著作选题策划和版权贸易，是大学出版社工作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

首先，版权贸易不是一个孤立的活动，它必须以具体内容作为支撑。学术著作的选题策划，为版权贸易提供了工作平台。可以说，学术著作选题做得越好，版权贸易的空间也就越大。策划一套丛书，需要有最好的版本进入到丛书中来，这样图书的作者也可能在美国，也可能在英国。版权贸易就是为这样的选题服务，围绕选题开展工作。一套丛书如此，出版社整体选题策划也是如此。

其次，版权贸易不是被动地为选题策划服务，而是能够起到更多的主动作用，成为主动的版权贸易。一个版权贸易比较好的大学出版社，必定有一大批优秀的海外出版资源，这些出版资源不仅包括教材，也包括了学术著作。一个好的版权经理，一定与图书策划编辑有着良好的沟通和互动关系，当得知编辑要策划某类选题时，会根据所掌握的版权资源情况给出自己的建议，而不是被动应付。

再次，学术著作选题策划和版权贸易之间是良性互动的关系。可以这样断言，学术著作选题策划做得较好的出版社，版权贸易能力也一定很强。这样的例子很多，大陆几家著名的大学出版社，学术著作的出版能力很强，版权贸易也做得相当好，例如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及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等等。这些出版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既重视学术著作的出版，又重视版权贸易，并使两者形成良好的互动。值得强调的是，随着文化的进步、沟通的加强，大学出版社的学术著作选题策划和版权贸易的联系更加紧密。因此，要想做好学术著作的出版，一定要重视版权贸易。

三、如何处理好学术著作选题策划与版权贸易的关系———以人大社为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55年，是中国大陆最早成立的大学出版社，50多年来一直把学术著作的出版当作出版社的主要任务之一。人大社的规模不断扩大，出书品种逐年增加。每年出版的新书超过1000个品种，新出的品种中，学术著作出版的比例占到20%以上。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学术著作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涵盖了人文社科的各个领域，凡是人文社科有的专业，我们出版社就有其学术著作的出版；第二是作者来源多样，不仅有本校本国的，更有来自海外和世界各地的。据不完全统计，我社通过版权贸易而出版的学术著作，占到学术著作总品种的30%以上。

从1995年开始，以《经济科学译丛》和《工商管理经典译丛》两套书为代表，我社共出版各类海外作者的学术著作2000余种。2000年之后又新推出了《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的“刑法系列”“公法系列”“经济学系列”“管理学系列”“哲学系列”“人类学系列”“心理学系列”“新闻与传播学译丛”“教育学系列”等，此外还有《沃顿商学院图书》《<哈佛商业评论>精粹译丛》《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宗教学译丛》《社会工作经典译丛》《心理学译丛》《金融学译丛》《人力资源管理译丛》《国际质量译丛》《经济管理译丛》《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媒介管理译丛》《欧洲社会文化史译丛》《教育学经典译丛》《20世纪西方学术思想译丛》，等等。这些学术著作的出版，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学者了解海外相关领域同行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信息。同时，我社出版的一批国内学者的优秀学术著作，也以版权转让的形式在海外出版，例如《简明清史》《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等等。我社的版权贸易发展很快，与学术著作出版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

我们的体会是：

1.树立学术著作出版的精品观念

人民大学出版社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逐渐形成了“出教材学术精品，育人文社科英才”的出版理念。我们提出要出版学术精品、教材精品和引进版图书精品，其中学术精品和引进版图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它们和版权贸易都有着直接和紧密的联系。在制定对于编辑人员的考核指标时，我们把出好学术精品当作重要的考核指标之一，每年每个部门的学术著作出版都有具体的指标，这使我社的精品学术著作出版成为一种常态。

2.健全版权工作的运营机制，为学术著作的选题策划服务

我社的国际合作室成立于上个世纪90年代，由既精通外语又了解业务的专业人才组成。十几年来，尽管人员在不断变化，但版权工作始终遵循一个宗旨，即版权工作服务于编辑、服务于选题。这些人员都有专业背景，定期参加编辑部门的选题策划会议，了解学术的最新发展动态。另外，我们还经常邀请海外出版机构中国办事处的人员来我社介绍他们的最新出版成果，及时了解相关领域的出版信息。这种活动不仅编辑参加，国际合作室的人员也要参加，以加强相互沟通和互动。

3.同海外出版社建立长期和良好的合作关系

近20年来，我社同海外许多出版机构保持了长期的良好合作关系，为优秀学术著作在我社得以顺利出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目前，我社和海外的100多家出版机构有长期的合作关系，例如五南出版公司、培生出版集团、威利出版公司、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等等。我们和这些出版机构定期交换书目，通过书展面对面交流，做到出版的图书能够与世界同步。

学术著作的选题策划和版权贸易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随着世界联系的日益紧密、文化交流的加强，这种关系也会越来越紧密。学术著作出版和版权贸易，是大学出版社两项非常重要的工作，缺一不可，只有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大学出版社才会越办越好。